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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1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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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溪忆旧——张首晟回忆杨振宁
: e: P! M2 b/ v3 ]/ C/ I! o6 M6 X2013-10-14 14:24* j+ {0 Y' s2 @+ U5 E! X' T* b
这是一份在石溪为庆祝杨振宁教授退休而举行的“对称与反射”讨论会上所用的发言稿。在这次发言中,我将回顾自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研究生以来 我同杨教授之间的交往,以及在理解理论物理学方面他对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我还将回顾关于高温超导的SO(5)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是怎样在我和杨教授 合作的过程中奠定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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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2 U, q( X/ Z' X% N, \ M能够在庆祝杨振宁教授退休的“对称与反射”讨论会上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要在台下众多为这半个世纪物理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辈面前介绍我本人的工 作,实在很不合适。因此,我更愿意借此机会回顾一下我和杨教授之间的个人交往,以及他对我科学生涯的巨大影响。自从我作为一个学生第一次接触物理学以来, 他一直是我的偶像。今天,长岛这一可爱的春日,使我生动地回忆起我到石溪读研究生的第一天的情形。自那天以来,他不但在课堂上教给我物理学,也在私人谈话 的场合向我传授物理学知识。他会给我提出丰富多彩的建议,给我讲一些鼓舞人心的事例。但最最重要的是,他教导我,物理学是美的,而且他的研究经历也告诉我 们大家,对美、品味、风格的主观判断,往往可以导致理论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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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上学的时候,中国尚处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然而,尽管那时我们在学校学不到多少科学知识,每个学生却是都熟知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名字,以 及他们对科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科学家居然能够“证明”大自然的“左手性”,我对此大为震撼,并立即决定将我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物理学。在中国过去的 那些灰暗日子里,我在科学之美中找到了慰籍。这说起来要归功于杨教授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对此我永远都感激不尽。5 ]6 Z" P6 r4 d6 K* S"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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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中国复旦大学学习仅一个学期之后,我获得了一份宝贵的本科生奖学金,可以去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在获得本科学位之后,柏林自由大学唯一的华侨教 授、同时也是杨教授老朋友的孟(Meng)教授,以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施拉德(Schrader)教授,都力劝我到石溪去接受研究生教育。当我收到来自石 溪的录取通知时,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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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杨教授极忙,但他总是抽出时间和新来的研究生谈话。在他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他问我的兴趣是什么。我回答说理论物理的最高目标是追逐爱因斯坦 的梦想,将引力和其他力统一起来,而我的兴趣也正在于此。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他不但不赞成我追求这样一种目标,甚至都不赞成我去从事通常的粒子物理研究。 他颇有说服力地指出,物理学是一门范围十分宽广的学科,随处可以找到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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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g. T- ` n+ z0 ?; t5 e0 }我在困惑与矛盾中离开了杨教授的办公室。幸运的是,他给研究生新生开设了一门叫做“理论物理问题选”的课程。在这门课程里,他根本不涉及我所认为的 物理学“前沿问题”,而是讨论诸如Bohm-Aharonov效应、伊辛模型的对偶性(duality of the Ising model)、超导体磁通量的量子化、位相和全息术、非对角长程序、规范场概念以及磁单极子等之类的问题。在这门课程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课题的选择。这些 课题反映出他在物理学方面的个人兴趣,而这是不易从书本上学到的。通过这些问题,我明白了自然的复杂性可以统一于理论的美与简洁之中。而理论物理学的意义 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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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跟着范·纽温惠曾(van Nieuwenhuizen)教授研究超引力,并很快完成了几篇论文。但是,一方面由于杨教授的建议,另一方面也因为克文森教授(S. Kivelson)颇有感染力的热情,我越来越着迷于凝聚态物理。之后我成为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博士后。施里弗教授[①]非常友好地欢迎我这样一个十足的新手加入到他的研究小组,并慷慨地教给我有关凝聚态物理的知识。我非常乐意跟他及文小刚(Xiaogang Wen)一起研究高临界温度Tc的自旋袋理论(spin bag theory),并最终决定完全转向凝聚态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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