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美国的就业机

get8686 · 发表于 2011-7-14 12:29

　　不久前，在加州Palo Alto一家餐馆用餐时，我巧遇了一位旧相识，他把我介绍给他同桌的伙伴们，三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的风险投资资本家。他们明显非常激动，解释说他们是来硅谷寻找有前途的公司的。我在硅谷已经居住了很长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当我看到这一地区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我都会有一点点自豪。
　　可这一次不同，我离开饭店时有点心绪不宁，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湾区的失业率甚至比全国平均的9.7%还要来得更高。显然，近期以来，硅谷的强大革新机器并没有能够创造出太多的就业机会——除非你把亚洲的就业机会算进去，因为很多美国企业近几年来都一直发疯似的在那边雇人。
　　问题的本质其实并非只是亚洲劳动力成本低廉那么简单。问题还在于，我们坚信初创公司可以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不错，美国人确实喜欢这样的理念——年轻人在车库中做出的发明改变了世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最近就将这种理念总结成一篇文章，叫做《要创业，不要救援》。他的观点是，那些生产日常商品的老公司，如果一定要死去，就由他们去好了。如果华府真的想要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就应该支持初创公司。
　　弗里德曼错了。初创公司是个不错的因素，但是他们仅仅依靠着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科技行业就业局面的。车库中的发明诞生后的故事其实一样的重要，即技术怎样才能从雏形转化为大量的生产。一般来说，这一过程是由企业自己来完成的。他们确定设计的细节，进行相应的价格和成本评估，建造厂房，然后雇用成千上万的员工。要上规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要让革新有意义，又是非常必要的。
　　这一规模扩充的过程现在已经不再发生在美国了。只要这一点不变，无论年轻的公司得到多少的资本投入，厂房都是在别处，而非美国的国土上建立起来，美国的就业情况又怎么可能得到帮助？
　　问题何在
　　曾几何时，规模扩充在硅谷还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企业家拿出某种发明。投资人交出资金，帮他们建立企业。如果创始人和投资人足够幸运，他们的企业会获得成长，并最终上市，这样就可以获得用于进一步成长的资金。
　　我非常有幸，亲身经历过一个绝好的例子。在1968年，两位著名的技术专家和他们的投资人朋友拿出300万美元建立了英特尔(INTC)，为电脑行业生产芯片。最开始，我们必须找到芯片的量产方法。我们必须建立工厂，雇用工人，进行培训，维持员工忠诚度，建立和供应商的关系，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这样英特尔才能最终成为一家庞大的企业。三年之后，公司上市了，并成长为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到了1980年，即上市十年之后，在美国大约有一万三千人为英特尔工作。
　　距离英特尔在加州圣克拉拉的总部不远，其他一些公司也发展起来。Tandem Computers走过了类似的道路，然后是SUN、思科系统(CSCO)、网景，等等等等。一些公司倒在了半路上，或者是被他人消化吸收了，不过，所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让科技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复杂，最后便形成了硅谷。
　　伴随时间流逝。美国的薪资和医保成本不断增长，而中国则开始了改革开放。美国企业发现，他们完全可以将他们的制造业务，甚至工程业务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去。他们这样做了，利润率立竿见影地提高了。管理层和股东都非常开心。成长在继续，钱更好赚了。可是，美国的就业机器却开始空转。
　　一倍和十倍
　　现在，美国计算机行业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大约是16万6000，甚至还不及第一部个人电脑MITS Altair 2800于1975年问世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一个非常高效率的计算机制造行业则于亚洲崛起了，雇用了大约150万工人、工程师和经理人。这些公司当中最大的是鸿海精密，还有一个有名的名字叫做富士康。该公司的成长速度惊人，首先在台湾起家，然后扩展到中国大陆。他们去年的营收达到了620亿美元，让苹果(AAPL)、微软(MSFT)、戴尔(DELL)和英特尔都相形见绌。富士康的雇员超过80万，苹果、戴尔、微软、惠普(HPQ)、英特尔和索尼(SNE)在全球的员工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多。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几乎都没有美国人知道富士康这个名字，直到他们在深圳的工厂发生了一波又一波员工自杀事件。可是，对于他们的产品，我们却是非常熟悉的，其中有戴尔和惠普的电脑，有诺基亚(NOK)的手机，有微软的Xbox 360游戏平台，有英特尔的母板……在华南，大约有25万富士康员工在生产苹果的产品。与此同时，苹果在美国的员工总数则大约是2万5000。这就意味着，有在美国有一个人为iMac、iPod和iPhone工作，在中国就有十个。这不仅仅是苹果的特例，在戴尔、在希捷(STX)，在许多其他美国科技公司那里，情况都是如此。
　　或许，你会和很多人一样，认为就业机会流向海外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可怕，因为高附加值的工作，或者说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了美国。这说法或许是没有问题。但你是否想到过，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做高附加值工作的高收入人群和其余大多数失业人群构成的社会，那将是怎样的结局？
　　从早年到现在，硅谷的情况就是，这里的企业吸引的投资在戏剧性增加，但是这里的企业创造出的就业机会却愈来愈少。简而言之，美国在为美国人创造科技行业就业机会这方面，是越来越低效能了。可是，我们却对此没有特别充分的认识，或许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所取得的整体进步太壮观了的缘故，但这其实隐藏了事情的另外一层真相，即创造每个就业机会的成本在持续增加。难道我们当初不应该防微杜渐么？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因为我们只有当初尽早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才有可能逆转这一进程。
　　现在的困难已经是有目共睹了。其实简单的计算就可以让我们明白现实——评估一下一家企业的雇佣成本效益就明白了。首先，我们算出一家企业的初始投资和上市过程中得到的投资。然后，我们将这一结果除以公司十年后的雇员数量，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结果了。在英特尔，每个就业机会对应的金额大约是650美元，计入通货膨胀因素则是3600美元。另外一家芯片公司国家半导体(NSM)的数字是2000美元。我们在众多的硅谷公司身上进行类似的计算，就会发现，在美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的成本已经从最初的几千美元发展到现在的十万美元。这一幕之所以会出现，原因非常简单：伴随愈来愈多的工作转移到海外——通常是亚洲——美国企业自然减少了在本土的人手。
　　空转和停转的就业机器可不是计算机行业的专利。替代能源行业是个新兴行业，这里有充分的革新。比如，太阳能电池就是个美国的发明。这一技术应用于家庭也是美国人做的先锋。去年，我决定自己也为地球做点贡献，要给自己的家里装上一套太阳能设备。我和我太太为此联系了当地的四家太阳能公司。这一系统当中，面板是关键部分，我也做了点自己的研究，看看他们的面板是哪里生产的。结果我发现，四家的面板都是来自中国。一家硅谷公司专门销售生产感光薄膜的设备，他们出售给中国的机器十倍于出售给美国制造商的，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国生产薄膜和面板的工人只有大约1万，在全球估计人数当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事实上，就业机会外包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某些技术领域，规模扩充，甚至革新都已经发生在海外了。
　　高级电池技术的情况也是如此。研究花了很长的时间，而投放到产品领域也遭受了无数的挫折，但是最终，我们终于要目睹电力轿车和卡车的大规模生产了。它们都依靠锂离子电池。电池之于电动汽车，就像微处理器之于计算机。然而，与微处理器不同的是，锂离子电池的生产中，美国所占据的比重其实微乎其微。[page title= subtitle=]
　　这当中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一个新的行业需要一个有效率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完成技术的累积，实践经验的获取，以及与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发展。美国三十年前停止了消费电子设备的生产，从那时起，也就失去了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还坚持电池生产的其他人则开始获得市场份额和构筑起自己的关系网络，获得为要求更加严格的笔记本生产电池必需的资格，之后，他们又得以进军要求更为严格和复杂的汽车市场。既然美国企业在第一阶段就缺席了，他们又怎么可能有力地参与到后面的争夺当中呢？在我看来，他们很可能永远也追不上了。
　　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
　　企业要上规模，其实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一阶段所需要的投资，远远超过当初的发明阶段。资金必须早早到位，而那时，大家对于潜在市场其实还所知不多。在这方面，英特尔还可以提供一些数字：在1970年代，要建立一个芯片制造工厂，大致有那么几百万美元就可以了，而到了1990年代早期，要建立一家能够量产Pentium芯片的工厂，就需要几十亿美元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多年之前就做出建立这些工厂的决定，而在那时我们根本无法确定Pentium是否会有高效的表现，以及市场是否会对它有兴趣。
　　我们从以前所犯的错误当中汲取了教训，这给了我们不小的帮助。那是若干年前的事情，当时英特尔的业务当中，存储芯片的生产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是否扩充产能上犹豫不决，因为我们对市场未来一段时间的需求不能确定。我们的日本竞争对手可没有犹豫：他们建设了工厂。当存储芯片的需求发生爆炸式增长，这些日本玩家涌入了美国市场，而英特尔作为存储芯片提供商的位置开始严重削弱。尽管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依然可以记起，当我面对英特尔董事会，要求批准那些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开支时，我自己是多么紧张——毕竟用这些开支来建设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在当时并不存在，对其未来的市场，我们也无法准确评估。幸运的是，他们最终批准了，哪怕也满腹狐疑。我们的冒险获得了成功。
　　我要说明的，不是英特尔有多睿智。我要说的是，这家公司的建立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候上规模相对容易很多——而且是在国内。比如说，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或者，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美国人还没有忘记，规模对于经济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那么，美国又是怎样忘记的呢？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与我们对制造业价值的全面低估有关。很多人都相信，只要“知识工作”是在美国所完成，工厂的就业机会外流就没有什么了不起。散布这种观点的，并不仅仅是报纸的评论员们。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布兰德尔(Alan S. Blinder)也说过这样的话：“电视制造业确实是在这里起步的，一度雇用了很多工人。只是，伴随电视逐渐转化为‘简单日用品’，其成产也就转移到了海外薪资低得多的地方。现在，美国制造的电视机数量是零。这是失败吗？不，是成功。”
　　对此我无法苟同。我们不但失去了难以计量的就业机会，更斩断了至关重要的经验链，而后者对于技术进步是不可或缺的。正如电池的故事所证明的，你放弃今天的‘日用品’生产，其实就等于放弃进入明天新兴行业的机会。
　　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
　　我们可以通过对各种千真万确事实的观察，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我们最基本的经济理念，就是坚信自由市场是各种经济体系当中最好的，越自由越好。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自由市场压倒计划经济的决定性胜利。于是，我们坚持这样的信仰，却忽略了那些不断涌现的证据，后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虽然自由市场战胜了计划经济，但是它本身其实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和必要。
　　若干亚洲国家这几十年的发展就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看上去，这些国家都明白，就业机会的创造必须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政府扮演了战略决策者的角色，确立了优先顺序，并且将相应的资源和机构予以配置，以确保达成目标。迅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提供了不胜枚举的例子。在对东亚工业发展进行了透彻研究之后，伦敦商学院的韦德(Robert Wade)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在1970和1980年代创造出史无前例的表现，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政府在目标制定方面的有效介入，以及制造业的成长。
　　比如，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以“金”字打头的数字化工程。北京确信，广泛应用于交易、通信等领域的电子网络对于就业机会的创造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尤其重要。于是，这些计划获得了优先投资。结果是，计划及时地为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以及经济增长提供了重大支持。
　　那么，此时此地，我们究竟该如何将亚洲的有益经验转化为自己的行动？长期角度看来，我们需要一个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以及一个以就业为中心的政治领导力量，来指引我们制定计划和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我们作为曾经的制造业大国，也该回归一些最基本的理念。
　　硅谷是一个有着强大工程师传统的地方，而工程师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群。他们会被强烈的愿望驱动着，去努力解决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果企业的利润率出现状况，我们就会去研究利润率，异常地专注。每一家公司都会不遗余力地去提升自己的效率，同时提升自己的利润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个体公司的这种追逐当中，大家往往都会选择将制造业，乃至很大一部分工程工作专项国外，这就直接损害了美国经济在国内完成革新和规模化的能力。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损失的不仅仅是就业机会，我们还在失去新技术的控制力。当我们无法再规模化，最终，我们的革新力就会被破坏。
　　说到这里，我头脑中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位工程师被押上断头台的画面。断头台卡住了，按照传统，如果刀没有落下，死囚就必须释放。可是，这位工程师却告诉刽子手，这是因为有一个滑轮生了锈，加点油就好了，于是，他成功地让自己人头落地。
　　我们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正是我们当中许多人过分专注于自己企业的下一个里程碑的结果。比如，五年前，我有一位朋友成为了一家大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他在公司的职责就是确定他们投资的所有初创公司都要有一个“中国策略”，即将所有可能的工作机会都转移到中国的计划。他可以说就是随身带着个油壶，见到卡住的断头台就去加点油。我们必须扔掉手中的油壶。风险投资公司其实应该有个合伙人负责确定每家初创公司都制定了“美国策略”。
　　首要的任务是重建我们的基础工业体系。我们应该研究出一套财务激励系统：我们应该向海外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课以额外的税收，哪怕这会引发贸易战争也在所不惜，唯有拼搏才能生存。我们应该将不同的资金区别对待，鼓励企业将资金用于在美运营的规模化。这样一个系统必须能够每天提醒我们，美国的企业在追求自身目标的时候，也不该忘记自己还担负着其他的责任，维持这个国家工业基础的责任，因为这工业基础其实也就是消费开支的基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太长时间里，我们都把开支和稳定当作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我是1956年逃离匈牙利，来到美国的。在苏联集团统治下成长起来，政府的手伸得太远，社会分化太严重会有怎样的后果，我是有切身体验的。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在这个国家，一度也出现过坦克和骑兵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驱赶失业者的场面。那是1932年，成千上万的失业老兵在白宫外面示威。现役军人荷枪实弹，上了刺刀去驱赶他们，迫使他们离开白宫。这就是失业对美国社会的破坏！哪怕你说我这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论调，我也不在乎，就做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好了。
　　每一天，我邂逅几位中国投资人的Palo Alto参观都会坐满科技行业的精英。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非常清楚他们面对着怎样的科技挑战，以及他们的股东和董事会给了他们怎样的财务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另外一个晦暗不清的人群去承担起额外的责任来吗？红口白牙就要人家这么做，未免也太幼稚。然而，行动又是必须采取，选择非常简单。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做一个领先的经济体，我们就必须做出改变。(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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