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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新论神道教之思考：天道与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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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力% l/ X U) k' h# W
最近学习何新先生的《孔子年谱》一书，得出一点自己的思考，以与大家交流。& T! x2 \: n' C0 R: U" B
何新在《儒者与中国上古之神道教》一文中认为，中国上古存在系统的宗教，即奉天敬祖的神道教，以天地自然神和祖先人文神为主要神灵。
1 g' Y* e1 U/ D何新提到四组神灵：1.天神系统，2.地祗系统，3.祖先系统，4.器物之神。这是一个多神系统，天、地、祖、器似乎就是一种先后秩序或者高低等级。
& t' X; m; t# |礼乐则是神道教的外化形式，即祭祀神灵的仪式。+ K. U" J. U0 v4 J
最高的祭典是敬天礼地之祭。所以最高的敬畏也就是天和地。（这种心理一直延续于今天中国人的意识中。比如，我们常用的最高感叹词是“我的天啊”、“天哪”、“天地哎”之类。我们绝不仅仅把天地看成客观存在，而认为是有某种感情的，是我们的终极的精神寄托。特别是在我们用尽全力也无法把握现状之时，我们最后总会寄希望于天，听天由命。）
/ P) `5 o' U1 X6 R9 J+ t7 @/ P神道教认为，通过对神灵的祭祀，以及巫术和魔法的操作，就可以趋福避祸，这也就是神道教的目的和功能。) a7 i9 @ v( ]4 c
在夏商周时代，神道教和政治合而为一，神灵祭祀秩序和政治等级秩序也结合在一起。政治领袖兼为祭司，承担着祭祀神灵的职责。% L7 Q1 N5 G( z
神道教认为，如果出现灾异现象，那就是因为君主触犯了神灵，因此君主要承担责任和罪过，甚至还要斋戒反省，下罪己诏，祈告神灵，请求宽恕。【政治领袖又是宗族的宗主，要向天地先祖鬼神述职】
$ R/ n. a1 _7 f2 m! g* @占卜也是神道教的一项重要内容，实际就是提前向神灵咨询某事的吉凶，以免贸然行事而遭灾。1 h0 H$ {. O6 d& z% j
孔子是神道教权威人士，曾经担任宗社的傧相，并参加主持过一些祭祀典礼。他以这个身份对神道教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将其人文化，创立了礼教。
@8 Y; o! L2 C/ R孔子对神道教非常恭敬和虔诚，“祭神如神在”。孔子保留了对神灵的这种恭敬和虔诚心，保留了祭祀的礼仪，但是扬弃了神道教祈福避祸的功利目的。也就是说，孔子对神和人关系进行了人文化和理性化的理解。- n; w" t3 t* M& N7 b
孔子认同天地、祖先是人的根源，天地、先祖孕育了人，这是最大的恩德，所谓“生生之德”，也就是仁德，人应该有报本报恩之心，应定期向天地神祗、祖先鬼魂献祭。孔子认为这种报恩之心，应该是自觉的，祭祀也是为了表达这种报恩之心，而不是作为祈福避祸的功利手段。即便神灵会降下祸福，那也是根据人们的德行善恶。所以，归根到底，决定祸福凶吉的是人们自己的德行。与其过多求助于神灵，不如修好自己的德行。修好德行，神灵自然会赐福，否则即便上下不停祷告，也会获罪于天，无所祷。所以人道近，而天道远。修好自己的德行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此则可以居易以俟命。于是，问题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人自身的道德。对神灵的报恩之心继续保留，但报恩之心更体现为对现世的父母、兄长和君上的孝悌、忠顺之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天地、先祖对生灵和生民的“仁爱”，也要被汲取和深化为人们内心的仁爱，以此善待一切生灵，这是道德真正起始和地基。仁是本，孝是对仁的反报，当然也是仁，是以仁报仁，这是道德之善终。以天地父母之心待子民，这是仁，以赤子之心待天地父母，这是孝；这就是善始善终的“反始崇爱”。于是神道教的精神内涵被替换了，从神秘主义变为人文主义，神道教的礼仪则被当成人文主义精神的表达方式。神道教蜕变为礼教。
# s/ K) D( p9 Y; H于是，中国的政治也被从神秘主义中解脱出来，神灵的力量基本退出了政治，政治走向理性化、世俗化和人文化，主要关注人事活动，特别注重政治道德的维护和社会道德的教化。中国的政治又始终承担着人文主义的使命，不但是要为人民谋取实利，更要以礼教引导人民心灵向善，所谓先“富之”而后“教之”，以此而言，这又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只不过这个“教”不是神教，而是人文教），这其实也就是中国政治的道德主义。
& U( f/ D( O( T3 t) z' s- f何新还谈到中国礼教与西方基督教的不同。基督教本于对上帝的畏惧之心，人是有原罪的，人生就是忏悔和赎罪，以使灵魂得救，死后灵魂才能进天堂。礼教则本于仁爱之心。中国以礼教为维系感情和人伦的纽带，中国人无原罪观念，亦无来世观念。礼教对于人的要求在于现世的责任。* q g+ e$ I2 y, ?8 p) o3 P
实际上，基督教就是主张人性本恶，人真正畏惧的乃是这种恶，同样憎恨的也是这种恶，基督教把对人性的憎恨之心寄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身上，由上帝来憎恨人性，让上帝的不可抗拒的强力来震慑人性之恶，从而又让人类去畏惧这个上帝。这就是以上帝之恶来镇压人性之恶（毫无疑问，《圣经》中的上帝是暴戾的，视生民如土芥），从而以对上帝的畏惧来代替对人性的畏惧，又以对一个上帝的信仰和服从来化解这种恐惧，对上帝的信仰和服从这就是道德。基督教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神，因为教徒们想从对无数同类的恐惧中逃脱，逃到对唯一的上帝的畏惧中，他们才不愿意又要去畏惧无数个神灵呢。而中国人的宗教呢，不怕神灵多，铺天盖地都是神灵，因为这些神灵是保佑人的，越多越好。中国的神是自然神，天地万物都是神；基督教当然无法忍受这多神，基督教的上帝是自然天地万物一切存在的创造者，所以也只能是一个，它是超脱并凌驾于一切事物的绝对存在。而中国人的宗教认为，自然天地本身是永恒的存在，天地是人的本源，人是天地孕育的，是天地之子孙，于是各种神灵都是人的各种长辈，是血脉相连的。思考《圣经》中的人之原罪，这种罪一开始是一种欲望和智慧（受蛇的诱惑去偷吃智慧果），是一种开化，是对原来的自然浑朴之性的突破，这颇为类似于老子对欲望和智慧的否定，老子要求人类弃智寡欲回归自然浑朴之态。但是老子认为有一个“天道”可以让人遵循着回到理想状态，而基督教中人的原罪已经“定性”了，无可改变了，所以只能寄托于对一个威严无比的上帝的服从，并且只能寄托于来世。因此，不仅是中国的人文礼教，就是神道教和天道教也与西方的基督教存在思想结构上的根本差异。基督教透露着对人性的绝望，更是因于对无常命运的恐惧，所以求助于一个超自然神。基督教中，天地万物和人都是一同被上帝创造的，只有在上帝的监督之下，天地万物和人才会合理有序地运转。人和天地万物并没有多少有机的关系，所以人是孤独无助的，只有彻底地投靠和顺从上帝的意志，才有出路；并且人与上帝还定下了契约，以保证对上帝法律的遵守，以及保证这种投靠和收容的关系的维持。而中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然天地的产儿，是与自然天地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中国人认为“天行有常”，中国人可以依偎于天地的怀抱，将命运寄托于天行之有常，所以不需要契约来保证，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人持有一种较为乐观的宿命论。
0 _ ?1 k1 M7 I; @# M比较中西宗教精神的不同，具有极为重大的文化意义，也关乎人类未来精神发展的前途。实际上，西方宗教更早地关注人性自身，更早斩断了人与自然天地的感情联系。但是也造成了人如此孤独，一旦发现人性的罪恶，就会恐惧无比、孤苦无告，必然要求助于一个超自然的上帝，上帝就是这种恐惧和孤苦心理的产物。$ i7 g' W- Z$ Z
而中国人，则一直牢牢地维护着人与自然天地的感情纽带，一如既往地崇仰天地。中国人认为天地是有道德意志的，并承担着道德责任，否则，窦娥就不会骂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如果天地失德那就是失职，也就该骂。这是一种深沉的信仰，所以窦娥的哭诉最后还是“感天动地”，冤情昭雪，信仰又得以维持。如果这个信仰支柱都没了，中国人就会觉得“天崩地裂”。中国人并不是特别在意人性自身的善恶，因为人并不孤立，而只是天地格局中的一个部分，真正的命运在于这整体格局中各种关系的和谐，中国人注重的是关系，讲究的是整体的和谐、平衡和中庸，而不是孤立事物的善恶性质，中国人注重的是变动和运行，即“道”，而不是本质。中国人认为天人之间就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一体的，所以中国人可以将心灵寄托、外化于天地，又可以将天地内化于心灵，追求心灵突破个人小格局，成就天地大格局（所谓格于天地）。中国人的道德已蕴含在天、地、人三者组成的现存格局中，天地生养人，这就是天地之德，人学习这种生养之德，就是仁，回报这生养之德，就是孝。中国人的道德讲究个人在这个“天地人”的现实格局中的责任，即维护格局秩序之和谐，所以中国人注重现世，没有来世观念。中华道德的社会目标就是模拟自然的和谐秩序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中国的道德就是牢牢依托和把握宏观的天地自然秩序，这个秩序是最宏伟、稳固而永恒的，并且它的存在是如此无可置疑。这是中国道德的伟大模板，因此中国的道德也能如此宏伟、稳固和永恒，因而“止于至善”，而不是依赖无止境的哲学论证。中国道德的最高境界正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犹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最高的人格就是“顶天立地”，以这种人格贯彻这种道德于天地，这就是中国人之天命！中华民族就是天命之族！5 \- ]8 Z5 E1 M" A& ^ Q5 Q
西方人曾因宗教的狂迷而受伤，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将人性从性恶论中解脱出来，人文主义得到高扬，摆脱了神学西方开始以哲学、科学理性论证来构建道德和价值基础，但是尼采一类存在主义哲学又将之瓦解殆尽，只剩近乎虚无主义的自由、人权之喧嚣和泛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当然中国的道德也已经陵迟殆尽了，也汇入其中，20、21世纪连续不断灾难和危机似乎又印证了“人性本恶”，种族灭绝主义因此更加兴风作浪。当今人类确实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精神和价值危机。
, Z8 u( g, S2 u6 c也许人性确实可憎，但是这难道不也是因为我们的心灵过分局限于人性自身吗？所以我们无法接受人性的不可爱。是的，天道远，人道迩。但近的东西就可亲，远的东西就该否定吗？不说“慎终追远”吗？我认为近的东西放在近处，远的东西也要放在远处，于是我们内心才有宽广的格局……
! w1 ]( A" H& i: f; v, |无论人性是善是恶，说到底我们都没有憎恨的必要，因为我们恰恰是人本身。我始终相信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说明的一点，即人性自身的善恶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必须有自尊，并不是尊自己的本性，而是这种自尊是往前看，去追求一种值得自己尊敬的崇高人格，一种宽广的胸怀，一种深沉的情怀。从这种视角看，人性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善恶是取决于人的选择。没有必要去定性人性或人心，无论我们内心有善有恶，我们完全可以只管去选择，选择像天一样高远，像大地一样广博，像大海一样深沉，成为大大的人，心中有天地。如果一定要我们内心有善才能成善，那么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什么用？本性只是器，选择才是道。器本身没有善恶之分，道才分善恶，选择才分善恶，善恶本身就是一种主观选择，道德也是如此！孟子、荀子这些人已经误入歧途，妄论什么人性善恶，他们忘记了“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为“性与天道”都不能决定人的善恶，如果说“天道远”而要“敬而远之”，那么“性”也同样远，也要敬而远之，它无关乎道德善恶。道德不问起点，也不止在起点，只问其进取，“人性”最多是起点而已。对于自己是如此，对于他人同样如此，孔子说过“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也就是说看重别人的向善，而不是计较他过去的德行（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孔子重视天道，只在于天道为我们的道德选择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我们可以选择去学习天的广大、无私、恒常。后来的宋明理学却越陷越深，以为只要论证了一种“天理”或一种“人心”，就可以为道德建设打保票，那同样是如同把祸福寄托于天地神灵一样，是败坏道德！西方的道德文章更是这套路数，无休无止的搞一大堆论证，恰恰丢失道德的根本精神，恰恰忘记人文主义就是选择向善的自为精神，而不是依托于某种“另存”的理由，道德不是基于理由，道德终归基于道德选择之自身，不需要另外的理由，否则选择道德的理由终究会成为抛弃道德的理由，但有太多的道学家恰恰在制造一大堆理由。特别是在今日，人类一切理由说教似乎都听厌倦了而麻木不仁的时候，道德需要的是激励和鞭策！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伟大的运行和创生，自身就是天德的最大理由，无由之由也。它的伟大成就本身就是它为什么要去成就这一切的最好理由；也就是说道德的伟大本身就是道德的理由，也是道德的最好的自我激励！正因为不需要理由，所以才不会因为理由的破灭而败坏，所以才永恒。这是老子的教诲，“道可道，非常道”，道德如果能被说得一清二楚，那就停滞了，那就失掉了进取，那就不是永恒的道德。道德是一种自我的进取！这种进取是永不停息的，源源不绝的，无限的，而不是囿于僵死的条例。所以，有人问：“君子何贵乎天道”，孔子说，“贵其不已”！中国的道德是自然主义和生命主义的，而非西方式的哲学教条主义。最后，我认为道德就是一种激情，一种激励，一种自我追求，一种不息的生命意志和精神！生命精神之本身就是道德的理由。3 K4 t0 a3 K4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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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5-6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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